年年治理年年扰，花粉飞絮困局何解？ ——以北京市为例揭示城市生态治理“双重困境”

作者:张欣晔张升李斌

　　张欣晔 张升 李斌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已达43.32%，绿化建设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的同时，杨柳飞絮、柏科花粉等问题也同步凸显，成为春秋季困扰城市发展、影响民生福祉的突出难题。

　　以北京市为例，近两年虽持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展治理工作，但治理成效仍不够稳定，尚未从根本上破解反复出现的问题。其背后不仅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认知困境，还面临城市生态版“囚徒困境”式的决策困局。

　　针对导致困境的深层原因，笔者认为，当前亟须从应急式灾害防控转向长期系统性优化，开展互动式治理，打破信息壁垒，消除低效博弈，以合理预期换治理周期，加快解决实际民生问题。

　　花粉飞絮问题引发潜在影响

　　花粉飞絮源头以风媒植物为主，分春季木本、秋季草本两大高发时段。3—4月，致敏花粉主要来源于柏科、榆科、杨柳科植物，其中圆柏、侧柏等柏科雄株是春季头号致敏源，飞絮则来自杨柳科雌株。8—9月，致敏花粉以蒿属、葎草属草本为主。以北京市为例，五环内圆柏雄株约16.8万株、杨柳雌株28.4万株，秋季花粉80%以上来自北京本地荒地、郊野的本土蒿草，少量来自河北北部、内蒙古的远源输送。

　　在2025年春季花粉高峰期，多个花粉监测站监测到接近8000粒/千平方毫米的极端峰值，秋季花粉检测单日达到800粒/千平方毫米的极端峰值。

　　花粉飞絮困扰已对居民健康、社会舆情和城市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北京市常住居民花粉过敏患病率从2015年的10.2%增至2025年的19.6%。北京市二级以上医院花粉过敏相关门诊量从2015年的年12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年47万人次，其中儿童与青少年群体患病率达24.8%，显著高于成人平均水平。2025年春季单季，12345热线相关投诉达1.8万件，同比翻倍。微博话题“北京花粉爆表”“天坛公园花粉可视化”累计阅读量突破3.2亿，相关话题登上同城热搜前列；短视频平台“北京花粉”“杨柳飞絮”相关搜索量较2023年增长5.7倍。

　　更值得关注的是，每年全网“北京鼻炎有多恐怖”“不敢开窗”等话题，正持续消耗城市宜居性与人才吸引力，成为影响城市长远发展的隐形压力。

　　花粉飞絮治理面临双重困境

　　花粉飞絮问题从治理模式来看，与防汛、防火高度相似，属于应急式灾害防控，即设立分级预警、多部门联防联控，每年固定窗口期启动专项专班，资金主要投向人工值守、设备作业、药剂等短期抢险成本。其核心短板在于“只控灾情、不除根源”，年年应急、年年缓解、年年仍需再防。

　　目前，我国北方对花粉飞絮采取的主要防治手段以传统物理手段和生化干预为主。从调研座谈和相关数据来看，北京市花粉飞絮防治工作中，采取的最主要的防治手段为药物注射和高压喷水两项措施。

　　2024—2025年春季单季，北京市花粉飞絮综合治理经费约1.2亿—1.5亿元，涵盖人工、药剂、设备、运维等全流程支出，其中杨柳树药物注射成本为一棵树每年50—80元。

　　当前，花粉飞絮治理从人、财、物等各方面，让地方相关部门耗费了巨大心血，但治理效果并没有达到群众的心理预期。其根源在于，花粉飞絮治理面临认知和决策双重困境。

　　在城市花粉、飞絮治理问题上，公众普遍呈现“既要又要”的心理预期：既追求城市增绿、生态改善，又期望消除花粉致敏、飞絮扰民。这种对理想化自然的想象，与自然本身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形成矛盾。

　　花粉与飞絮是植物自然繁殖的生态行为，具备其存在的合理性与生态价值。而人类以自身健康与生活便利为标尺，对自然提出改造诉求，折射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冲突。实现和谐共生的前提是破除人类中心的自然幻想，建立对自然的理性认知与包容态度。

　　另外，花粉飞絮治理当下还面临着决策困境。一方面，社会公众既渴望城市绿荫环绕、生态宜居，又排斥花粉致敏、飞絮扰民，但因对治理过程、治理难度、问题根源等信息的不了解，对治理主体的决策存在不满情绪；另一方面，治理主体不了解民众的具体需求，担心一旦治理决策失误，导致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未知的严重后果，倾向于采取规避风险的保守决策。双方追求“自身最优”，成为生态治理中的典型博弈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