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城市双修”背景下 古树名木保护与多元价值开发

近年来，中国城市发展已从大规模增量建设逐步转向存量更新、品质提升和内涵式发展。与以往拆旧建新的更新方式相比，“城市双修”更加关注城市生态系统修复、公共空间完善、历史文脉延续和人居环境改善。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应有计划、有步骤地修复被破坏的山体、河流、湿地和植被，并在生态绿化中保护古树名木资源、广植当地树种、减少人工干预[1]。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随后印发《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将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作为治理“城市病”、补足城市短板、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的重要行动[2]。由此可见，古树名木保护并非风景园林专业中的局部议题，而是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和公共空间治理的交叉问题。

古树名木是历史的见证，许多古树名木承载着一个国家的文化、历史[3]。是城市中少数能够同时跨越自然时间、社会时间和文化时间的活的景观要素。它们以树龄、形态、根系、冠幅和生境记录自然演替，又以地名、传说、日常活动和集体记忆连接市民生活。2025年施行的《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明确规定，古树是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名木是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者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并确立“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分级管理”的原则[4]。这一规定说明，古树名木的价值本身就是复合性的，它既有生态和科学研究价值，也有景观、文化和纪念价值。既属于自然资源，也属于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作为典型山地城市，山、水、城、桥、街巷、崖壁等共同构成独特的城市风貌。据重庆第五次城市古树名木普查结果显示，全市共有城市古树名木3572株，一级古树186株、二级古树3373株、名木13株，涉及35科40属60种，其中黄葛树数量最多，共2168株，占60.69%，这意味着古树名木保护不仅具有生态保护意义，更具有鲜明的地方性和文化辨识度[5]。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在“城市双修”背景下，为什么古树名木应被视为城市更新的关键对象？第二，古树名木的多元价值如何在保护优先的前提下被识别和开发？第三，部份实践案例为山地城市和风景园林专业提供怎样的策略启示？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古树名木保护从“单木保护”转向“生境—空间—文化—治理”一体化保护；多元价值开发从“观赏消费”转向“公共共享、文化阐释和生态环保”；重庆实践案例的价值在于它把古树名木融入山地城市微更新、滨水空间修复和地方文化叙事之中，使古树成为连接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的活态媒介。

重庆市树龄和胸围最大的城市古树位于江津区白沙镇，树龄达到1000年[5]。黄葛树（民间也常写作“黄桷树”）作为重庆市的市树，广泛分布于街巷、堡坎、滨江岸线和山地坡坎之中，与老城记忆、地名文化、市民日常和巴渝性格密切相关。

1／理论基础：“城市双修”与古树名木保护的内在关联

1.1“城市双修”的核心逻辑：从空间修补到多维复合修复

“城市双修”由“生态修复”和“城市修补”两部分构成。生态修复是在生态学原理指导下，以生态修复为基础，结合物理、化学及工程技术措施，通过优化组合实现污染环境高效、低耗修复的综合性方法。主要面向被破坏的山体、水体、湿地、植被、废弃地和城市绿地系统，强调恢复自然生态功能；城市修补主要面向城市功能短板、公共空间不足、街区品质下降、历史文化遗产损坏和风貌特色弱化等问题，强调以渐进、精细、以人为本的“微”方式改善城市功能环境[2]。因此，“城市双修”并不是简单的绿化工程或立面整治，而是一种从生态安全、空间品质、历史文脉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出发的综合治理框架。

古树名木是城市绿地系统中不可再生的。特别是古树，经过漫长的生长周期，形成了无法复制的冠幅、根系、树洞、附生植物和微生境等。它既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具有生态功能，又具有审美、象征、宗教、历史等社会文化价值。

古树名木常位于老街区、传统村落、寺庙、遗址、滨江岸线、山地坡坎等城市更新敏感地段，既能体现地方风貌，又容易受到建设扰动。在“城市双修”生境下，古树名木不是城市更新项目中的障碍物，而是判断城市更新品质的重要尺度。一个真正高质量的城市更新项目，不仅要改善交通、商业和景观形象，更要保护那些能够证明城市历史延续性的生态文化要素。

1.2树名木的属性转变：从自然资源到活态文化遗产

传统管理中，古树名木常被纳入园林绿化、林业资源或城市树木养护体系，重点关注调查、编号、挂牌、修剪、病虫害防治和安全风险控制。《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要求城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对古树名木进行调查、鉴定、定级、登记、编号、建档和设立标志，并按实际情况分株制定养护、管理方案[6]。这一制度奠定了单株保护的基础。

但在城市更新和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下，古树名木的意义已经超出单纯的树木资源。古树是“活的历史”，其价值来自树体自身，也来自其所处环境、相关故事、使用方式和公众记忆。对具有悠久历史的植物景观保护，古树名木作为园林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仅从园艺技术角度理解，还必须关注历史意境、真实性和保护修复观念。这为古树名木保护提供了重要启示：对古树的保护不只是让树能“活着”，还要保护它与历史环境、空间格局和文化意义之间的关系。

古树名木与寺庙、石窟、遗址、墓葬等共同承载历史传统、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具有历史文化共生价值、年代印证价值和历史风貌构成价值[7]。这说明古树名木既是生态对象，也是历史环境的组成部分。

2／古树名木的多元价值构成

古树名木之所以值得在“城市双修”中被重点保护，是因为其价值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多维复合性。综合国内外研究和重庆实践，古树名木至少包括以下五类价值。

2.1生态价值：城市生境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古树名木拥有较大的树冠、较深的根系和较复杂的树体结构，能够发挥遮荫降温、固碳释氧、提供栖息地、生境维持、雨洪调蓄和改善小气候等作用。尤其在高密度城市环境中，古树形成的绿荫空间具有显著的微气候调节功能；在山地城市的坡、坎、崖、壁和滨水地带，古树根系还能与坡地稳定、土壤保持和雨洪调蓄发生联系。古树生长形成的树洞、枯枝、粗大木质结构、附生植物和动物栖息等生境群落的形成，具有一般城市绿化树木难以替代的生态结构意义。 

2.2景观价值：山水城市风貌中的视觉锚点

古树名木往往具有突出的树形、树冠、根系和姿态，容易成为街巷节点、广场中心、寺庙庭院、滨水空间或山地平台上的景观焦点。古树景观的姿态、珍稀性、生境协调性等具有重要研究意义。在重庆山城环境中，黄葛树根系攀附崖壁、树冠覆盖街巷、枝叶遮蔽台阶的景观特征，正好与山地地貌形成高度契合，构成独特的城市地方景观特色。

2.3历史价值：城市变迁的时间证据

古树以年轮、树龄、生长环境和相关记载见证城市发展。如重庆江津白沙镇一株千年黄葛树，至今仍巍然屹立，它静立岁月长河，见证着历史的变迁。不仅跨越数代人的生活史，而且成为历史深度识别的重要标志。它与可拆可建的普通设施相比，其价值在于它以生命时间抵抗城市空间的快速更替。它让抽象的历史变得可见、可触、可停留，也让市民在日常散步、乘凉、集会和交流中与这段历史建立连接。 

2.4文化价值：本土文化和地方身份的象征

古树名木往往与地方文化、历史、民俗和集体情感密切相关。重庆方言长期将黄葛树称为黄桷树。它落叶乔木、茎干粗壮、树叶茂密、生长快、寿命长，喜光、耐干旱瘠薄、适应性强，它象征重庆人勤奋、勇敢和顽强的精神。1986年7月23日，原四川省重庆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将黄葛树定为重庆市市树。

此外，重庆还有黄桷堡、黄桷湾、黄桷垭、黄桷门等大量以“黄桷”命名的地名，反映出千年以上树与城市发展的紧密联系，也反映出巴渝人对黄葛树的深厚感情。这一地方化叫法和命名本身就是巴渝语言文化的一部分，这说明，古树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自然物，而是与当地人民融为一体，保护古树，就是在保护一座城市的文化传承，居民的情感表达和美好期盼。

2.5社会经济价值：公共生活与社区凝聚的场所媒介

古树下常常形成乘凉、聊天、祈福、集会和儿童游戏等活动，成为社区公共生活的自然中心。城市居民对老树的情感并不只来自观赏，更来自长期使用和共同记忆。合理的价值开发不是把古树包装成商业噱头，而是通过挖掘古树历史传说，建设以古树为主要景观的公园、社区游园、文化步道等，使公众在理解中参与保护。

3／“城市双修”背景下古树名木保护的方法

古树名木保护应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只重视树体本身，忽视周边生境和社会关系；另一种是只强调文化开发，忽视树木生命规律。结合政策要求和风景园林实践，本文认为可建立“调查建档—分级管控—生境修复—树体复壮—空间避让—文化阐释—公众共治”的方法体系。

3.1资源调查与“一树一档”：从静态挂牌到动态管理

调查建档是古树名木保护的前提。《古树名木鉴定规范》和《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对古树名木的定义、分级、现场鉴定、普查内容、数据录入和档案管理等作出技术规定[8][9]。在城市实践中，建档不应停留于树名、树龄和位置登记，而应包括经纬度、海拔、坡向、坡位、树高、胸围、冠幅、生长势、病虫害、根际硬化、保护设施、周边建设活动和历史文化等全方位信息。

重庆第五次城市古树名木普查的做法具有可推广性：为每棵古树名木和古树后备资源设置位置编码和特征编码，位置信息包括行政区划、社区、责任网格、经纬度、海拔、坡度、坡位、坡向等，特征信息包括树种名称、科属、权属、分布特点、等级、树龄、树高、胸围、冠幅、生长势、保护现状和生境情况等，并通过智慧园林子系统实现“一张图”管理。这种数字化建档方式有助于把古树从“看得见但管不细”的状态转变为“有档案、可追踪、能预警”的精细管理。

3.2保护范围划定与建设避让：把根系生境纳入保护规划

古树保护的关键既要保护可见树干，还要保护根系和生境。根系往往超出树冠投影范围，并对土壤通气、排水、微生物环境和地表负荷高度敏感。城市更新中常见的路面硬化、地下管线开挖、停车碾压、铺装抬高、挡墙修筑等，都会对古树造成长期压力，影响生长。因此，保护范围划定必须前置到规划设计阶段，而不能在施工后补救。

《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要求城市园林绿化主管部门对古树名木进行调查、鉴定、定级、登记、编号、建档和设立标志，并按实际情况制定养护管理方案、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同时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毁损、砍伐和擅自移植古树名木以及古树后备资源[10]。这意味着，在山城步道、滨江岸线、老街区改造、口袋公园建设和市政工程中，古树保护已被纳入设计控制条件。对于确需靠近古树的工程，应采用避让、架空、透水铺装、轻型基础、根系探测、限载围护和施工监测等措施保护古树及根系。

3.3树体复壮与生境改善：从“治树”转向“治环境”

古树衰弱往往不是单一原因造成，而是长期生境胁迫的结果，包括土壤板结、根际缺氧、水分失衡、营养不足、病虫害累积、枝干腐朽、雷击损伤和周边建设扰动等。因此，复壮工程应从“树体处理”扩展为“生境改善”，开展持续性、专业化的精细养护。重庆第五次普查后提出对濒危和衰弱古树开展土壤改良、生态环境改善、病虫害治理和复壮工作，并完善保护设施、增添避雷设施、划定保护范围、消除外在危害[6]。其中古树复壮、延缓衰老技术要求较高：一是可采用合适的机质埋条促根，改善土壤的物理性状；二是对古树周边地面处理甚至更换生长土，使根系能自由呼吸，保持良好的水气交换；三是加强病虫害防治，使用生物营养液，促进古树营养生长，增加抗逆性[3]。

3.4空间织补与公共共享：使古树成为微更新的组织核心

在城市修补中，古树可以成为公共空间重构的核心。许多古树本来位于老院落、街巷角落、寺庙庭院或被围墙阻隔的半公共空间。通过拆墙透绿、退界让树、口袋公园建设、慢行系统串联和活动空间整理，可以在保护古树的同时补足社区公共空间短板。关键在于空间设计必须围绕古树生境展开，而不能把古树当作装饰物嵌入硬质铺装。

重庆荣昌区黄桷树广场是这一思路的典型案例。荣昌老城区中心原区委区政府旧址内有14棵黄桷树，其中8棵树龄超过400年。该地块在市民强烈希望留下古树的呼声后，当地政府决定“不建商业，建广场”，将老区委、区政府14000平方米纳入广场建设范围，以14株古树为景观中心进行广场设计，并将古树纳入保护生长[13]。这一案例说明，古树保护能够改变城市更新的价值排序：当公共记忆和生态空间被置于短期土地收益之前，古树便从“开发阻碍”转化为“公共空间的精神核心”。

3.5文化阐释与地方叙事：让古树故事可读、可感、可传播

古树保护要进入公众生活，需要把专业档案转化为公众可理解的文化叙事。宣传方面应结合地名来源、地方传说、历史事件、社区记忆、树木特征、保护知识和文明游览提示进行。还可设置二维码导览，结合口述史采集、老照片征集等活动，绘制古树地图，加强社区宣讲和群众互动，增强公众对古树的情感连接和认知。

重庆江津区奎星广场位于城市核心区，广场内立有孔子雕像，两株银杏古树与清代建筑奎星阁位于同一中轴线，让人隐隐感觉它们之间渊远的故事。儒学、古树、科举、闹市，当这些元素结合在一起，生成一张独具特色的地方名片。旗袍秀、广场舞、市井小店、坝坝茶、游人在此织成一幅生机盎然的人间烟火。这里还举办汉服秀、春牛祭春等各类传统文化活动，其独特魅力被电影《749局》选为取景地，播出后吸引众多游客来此打卡，增益当地文旅消费。这个案例说明，只要保护逻辑清晰，古树完全可以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独特符号。  

4／古树名木多元价值开发的策略路径

4.1建立“保护优先”的价值开发底线

古树名木的多元价值开发必须以保护为前提。《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明确禁止损害古树名木及其生长环境，并规定古树名木原则上实行原地保护，不得随意移植[4]。因此，任何以古树为卖点的文旅、商业、研学或景观项目，都必须先完成保护评估、环境容量评估和风险评估。开发强度应服从树木生命规律，而不是让树木适应商业流量。

在实践中建立三条底线：一是生态底线，即不得破坏根系、土壤、水分、通气和冠幅空间；二是安全底线，即不得忽视枯枝、倾斜、雷击、滑坡和游客聚集风险；三是文化底线，即不得把古树故事低俗化、猎奇化或脱离本土文化语境进行营销。只有守住底线，古树价值开发才具有可持续性。

4.2构建古树文化地图和历史记忆线路

重庆各地区可依托第五次古树名木普查数据，建立面向公众的古树文化地图。地图不只展示位置和树种，还可叠加地名、历史建筑、老街区、山城步道、滨水空间、传统风貌区和非遗资源，形成“古树—坡坎—街巷—社区—山水”的复合游线。例如，围绕江津白沙千年黄葛树、渝中戴家巷崖壁步道、合川钓鱼城遗址古树等节点，设计不同主题的畅游线路。

以重庆戴家巷城市更新为例：戴家巷崖壁步道位于渝中区嘉陵江畔，矗立在悬崖峭壁之上，与洪崖洞比邻而居。改造前，这里老楼断壁、环境凌乱、坡陡路窄、出行不便。改造后的景观步道从戴家巷老街延伸至嘉陵江畔，长约750米，其中悬空栈道300米，上下落差接近60米。崖壁步道内，可寻踪重庆吊脚楼和老城墙，峭壁黄葛，悬根露爪，蜿蜒交错，古态盎然，形成独一无二的奇观。进入崖壁步道，可见崖腰与古巴渝十二景“洪崖滴翠”近在咫尺，牵手洪崖洞，俯瞰嘉陵江，远眺江北嘴，临崖听江，以崖为墙，春夏秋冬，繁花似锦，自然成趣。

重庆地区依地就势，保留原有树木和建筑，微更新成功的案例很多，如山城巷、龙门浩、下浩里、南山步道、黄桷坪步道、半山崖线等，吸引着中外游客慕名而来体验“于城市繁华之处，览古今重庆之美”的山城特色景观。 

4.3发展古树友好型公共空间

古树周边公共空间应采用“轻建设、软介入、可逆性”的设计方法。空间设施应尽量轻量化，避免大面积硬质铺装和深基础构筑物；休憩设施应布置在根系敏感区之外；夜景照明应控制照度、色温和照射方向，减少对树体和生物活动的干扰；标识系统应与地方文化和景观环境协调；游客流线应通过低矮围栏、透水铺装和植被缓冲进行引导。

同时，古树友好型空间不应过分追求“网红化”。古树最重要的公共价值往往来自日常使用，例如乘凉、阅读、聊天、听讲解、开展自然教育和社区活动。设计应尊重日常性，使古树空间成为社区生活的持续场所，而不是一次性消费景观。

4.4植入本土文化、人文故事与社区参与

古树名木价值开发应把地方文化从背景材料转化为空间体验。重庆古树保护可重点植入三类内容：一是地名文化，如黄桷坪、黄桷垭、黄桷湾等地名背后的树木记忆；二是生活文化，如树下乘凉、喝茶、摆龙门阵、春节祈福等日常活动，如江津奎星广场坝坝茶；三是历史文化，如江津塘河老街、大足石刻、合川钓鱼城、大渡口老工业片区等与古树之间的关系。

社区参与是实现文化植入的关键。当地可以通过相关故事征集、老照片展、社区讲堂、志愿巡护、树下院坝会等方式，让居民从旁观者变成共同保护者。国家层面也鼓励通过认捐、认养等形式资助古树名木保护事业[4]。这种参与不只是筹集资金，更重要的是建立公众与古树之间的情感纽带，自发形成保护意识。

4.5以数字技术提升保护与展示能力

数字技术可以服务于两个层面。一是保护管理层面，包括古树数据库、二维码树牌、健康监测、病虫害预警、养护记录、巡查上报和风险分级。二是公众展示层面，包括AR导览、线上古树地图、相关音视频、科普视频和其他信息服务。重庆已经在普查中引入位置编码、特征编码和智慧园林管理模块，未来还可以进一步将数据开放程度、公众互动和研学应用结合。但数字化不能替代现场保护，过度线上传播可能带来集中打卡和人流压力，因此数字导览应同步提供文明游览提示、承载量控制和分流建议。

4.6建立收益反哺与长期养护机制

古树价值开发如果产生门票、文创、研学、讲解、咖啡轻餐或活动收益，应建立明确的反哺机制，将一定比例用于古树养护、环境维护、社区活动和志愿者培训。对于没有直接收益的社区古树，也应通过财政预算、社会认养、公益基金和企业责任等方式建立资金来源。古树保护是长期事业，不能依赖一次性项目资金。

此外，古树保护需要专业人员持续参与。应建立由园林工程师、植物医生、社区干部、文保人员、规划师和志愿者组成的协作机制，对古树健康、安全风险、文化展示和活动管理进行定期评估。只有从“项目制建设”转向“运营式保护”，多元价值开发才不会损害古树本体。

5／问题与建议

5.1存在问题

当前城市更新实践中，古树名木保护仍存在工程建设优先、单株保护突出、整体生境不足、文化底蕴薄弱、后期治理脱节等问题。本文在梳理古树名木保护、历史城市景观、城市公共空间更新和文化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价值识别—生境保护—空间共生—记忆激活—长效治理”的公共空间再设计路径。城市更新中的古树名木保护应从“被动避让”转向“主动组织”，将古树名木作为公共空间再设计的生态核心、景观重点、历史纽带和人文媒介，通过根域保护、低干扰设计、慢行空间组织、地方叙事建构和多主体治理，实现古树名木保护与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的统一。

一是保护对象仍容易被“单株化”理解。部分项目只关注古树是否挂牌、是否围挡，却忽视根系空间、周边水土条件和历史环境完整性；二是规划建设阶段应将避让机制前置。许多古树问题是在道路施工、管线开挖、广场铺装和商业改造中被动暴露的，说明古树保护尚未充分嵌入项目前期设计和方案审查；三是文化阐释不足。一些树牌内容还较简单，公众只能看到树龄和编号，难以理解古树与历史、社区记忆和本土文化之间的关系；四是价值开发存在浅表化风险。有的仅把古树作为“打卡点”包装，没有同步建立限流、养护和收益等相关机制；五是跨部门协同不足。涉及文物、林业、园林、市政、交通、社区和文旅等多主体时，责任边界和优先级容易模糊。

5.2优化建议

一是将古树名木保护纳入城市规划和“城市双修”设计前置清单。对于涉及老城、滨水、山地坡坎、传统风貌区和文物遗址的更新项目，应在立项阶段完成古树资源核查和影响评估；二是建立古树保护范围刚性控制与弹性区域结合机制。保护范围内严格控制硬化、开挖和重载，保护范围外可通过微地形、透水铺装、植被缓冲和公共设施组织实现景观利用；三是完善“植物医生+规划师+文史专家+社区代表”的联合评估机制，尤其适用于古树与文物、交通、市政工程发生冲突的场景；四是提升文化阐释质量，把地方志、口述史、地名文化、民俗活动和生态知识纳入古树宣传与导览系统；五是建立古树友好型运营标准，对活动频率、人流容量、灯光照明、商业摊位、拍摄行为和应急管理作出明确要求；六是推动收益反哺和社会参与，使古树保护从单一政府管理转为政府主导、专业支持、社区参与和公众共享。

在“城市双修”背景下，古树名木保护具有超出传统园林养护的综合意义。它连接生态修复与城市修补，连接自然资源与文化遗产，连接专业治理与公众情感。古树名木既是城市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节点，也是历史记忆、本土文化和公共生活的活态载体。对古树名木的保护，不能停留在挂牌、围挡和零散修剪层面，而应转向资源建档、分级管控、生境修复、树体复壮、空间织补、文化阐释和公众共治相结合的系统路径。

实践表明，古树名木完全可以成为山地城市更新的重要组织元素。第五次古树名木普查和智慧园林管理为资源保护提供了数据基础；江津奎星广场说明古树与文物、居民生活的融合；荣昌黄桷树广场说明古树能够重塑公共空间价值排序；渝中戴家巷崖壁步道体现了本土树种保护与山体生态修复的协同；“两江四岸”导则把沿岸古树名木纳入城市风貌整体保护[14]；黄桷坪地名文化体现历史岁月中当地居民对黄桷树的浓厚感情......古树名木承载的是自然、历史与人文共同构成的地方特色。

未来重庆乃至其他山地城市推进古树名木保护与价值开发，应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文化植入、公众共享、长期运营”的原则。所谓多元价值开发，不是将古树商业化、景观化和流量化，而是在尊重自然生命规律和历史文化的基础上，让古树成为生态保护的重点、地方文化的纽带、社区情感的寄托和城市记忆的见证。只有这样，古树名木才能在城市更新中继续生长，也让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可感知、可停留、可传承的历史温度。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2016-02-06.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强生态修复城市修补工作的指导意见》建规〔2017〕59号,2017-03-06.

[3]重庆市风景园林学会《风景园林工程与技术》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古树名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00号,2025-01-25.

[5]搜狐网.重庆第五次城市古树名木和古树后备资源普查结果出炉2022-01-05

[6]建设部《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建城〔2000〕192号,2000-09-01.

[7]最高人民检察院.古树名木与不可移动文物共生形态下的公益保护困境与对策[EB/OL].2025-08-0

[8]国家林业局.LY/T2737-2016《古树名木鉴定规范》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6.

[9]国家林业局.LY/T2738-2016《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16.

[10]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重庆市城市园林绿化条例》

[11]为13棵古树让路荣昌放弃商业开发改建广场.重庆晨报.2017-09-13 

[12]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重庆市主城区“两江四岸”城市风貌建设设计导则》2020.